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学院研究员，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是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
历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经常假设他们论述的是事实，他们的文章反映的是历史实际。在哲学家们的攻击下，这种假设已经崩溃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有可能被认为是“反映”了思想上的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变化。现在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说法：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小说家和诗人一样从事虚构故事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遵循流派和文体规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规则）的“文学作品”制造者。近年关于“民族志的诗学”的研究把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描述为对事实的“文本建构”，并把它同小说家所做的工作相提并论。例如，离乡背井的波尔·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看起来越来越像他的同胞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马林诺夫斯基在实地考察时读过他的小说——而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劳（Alfred Métraux）则被描述为“人种志的超现实主义者”。就历史学家而言，主要的挑战者是海登·怀特。他曾经指责他的同行陷在19世纪，因为那个世纪文学惯例的体系是以“现实主义”而闻名的，指责他们拒绝尝试现代的表达形式。虽然这种指责早在1966年就作出了，但它带来的震动至今也没有平息。如同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那样，怀特还宣称，历史学家——就像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一样——围绕重复发生的情节或神话（叙述程式）组织他们的历史记叙。例如，“兰克的绝大部分历史著作的情节组织就是用的喜剧的程式”，例如在撰写法国或英国内战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三部曲的故事，它就像一个喜剧（或悲喜剧）一样“从一种表面和平的状态，通过冲突的展示，发展到冲突的解决——一个真正和平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兰克的故事中包含着一种不可缺少的虚构或创造的因素。他的文献不能告诉他什么时候开始或什么时候结束他的故事。像兰克所宣称的，也像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在宣称的那样，记录下“实际发生过的事”，不多也不少，结果沦为了人类学家最近所称的“现实主义神话”（巧妙地把历史学家所用的“神话”这个术语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的牺牲品。换言之，事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界一度看起来很严格，但是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换个说法，只是到现在我们才看到，这个边界一直是开着的）。在这个边界领域，我们能发现对所谓的“非虚构小说”的主意十分着迷的作家，如杜鲁门·卡波特（Truuman Capot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卡波特的《凶杀》（In Cold Blood）（1965年）讲述了一个谋杀克拉特一家的故事；诺曼·梅勒的《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讲述了一次抗议五角大楼的大进军，副标题为“作为小说的历史或作为历史的小说”。我们还发现小说家把文献（如法令、剪报等）混入他们故事的文本中；或者探索另一种往事，如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我们的土地》（Terra Nostra）（1975年），或者是把他们的叙述建立在获取历史真实所遇到的障碍上，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亚历扬德罗·马艾塔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Alejandro Mayta）（1984年）中所做的，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力图重构一个秘鲁革命者的生涯——这可以作为小说，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一段自由的历史”。“为什么要竭力去发掘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呢？”一个被调查者问道，“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你所说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或者在历史中是否有小说中一样多的以假乱真的虚构”。另一方面，一小群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回应了怀特的挑战，并且尝试“创造性的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也就是说，从小说家或电影制作人那里学习叙述的技巧。例如，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的儿子、历史学家高罗·曼（Golo Man）在1971年发表了一部关于17世纪的将军阿尔布莱希特·冯·瓦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的传记，他把这部传记描述为“一部完全真实的小说”。在这部传记中，为了适应历史目的的需要，他运用了意识流的技巧，特别是在描述传主最后几个月的生活时。当时，这位将军身染重病并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似乎已经在考虑要改变立场。不过，曼的脚注比他的正文更传统。卡洛·金兹伯格也是一位小说家那塔利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的儿子。他是另一个因在写作过程中自觉采取文学方式而闻名的历史学家。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专业历史学家（我不能说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迄今还是非常不愿意重新认识他们研究工作中的诗学，即他们所遵循的文学惯例。从某种意义上看，很难否认历史学家是在建构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在把事件组合成如“科学革命”或“三十年战争”这样的运动，而这些说法都只是后见之明。很久以前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在《动机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Motives）中就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们的行为是否和讲话、写作一样，遵循着修辞的规则（这个思想激发了埃尔文·戈夫曼和维克托·特纳的戏剧史观）？要想否认虚构“在档案中”的作用是同样困难的，这正如纳塔莉·戴维斯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提到的。在这本书中，她探讨了文学评论家斯蒂芬·格林布赖特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项关于16世纪法国的研究中，她实际上是关心在建构文本的过程中修辞和叙述技巧的地位，所谓文本是指书面证词、对嫌疑犯的审问，或者是赦罪请求等等文件，即被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传统地看作是相对可信赖的证据。戴维斯在一开始就声明，她像其他历史学家那样被传授了这样的教诲：“剥去我们的文件中虚构的成分，以便我们能够得到坚固的事实”，但是她进而发现——可能这是回应格林布赖特和怀特挑战的结果——讲故事的技巧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历史题目。另一方面，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怀特和他的支持者，更不用说叙事理论家，都没有严肃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究竟是一个文学样式还是自成一体的一连串样式，它是否有自己的叙述和修辞形式，它的惯例是否同样包括（它们一定是包括的）关于叙述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规则和表达的规则？例如，兰克就不是写纯粹的虚构故事，文件不仅支持着他的叙述，并且还迫使叙述者不作出无据可考的陈述。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不管他们是使用文件还是完全根据访谈、交谈和个人观察来建构他们的描述，他们遵从了一个包括了可靠性、代表性等等标准的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些标准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或修辞之间的兼容性和冲突（而不是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古老困境）。然而，人们对“用事实表达的虚构故事”（公正的面具，宣称掌握专业知识，使用统计数字来影响读者，等等）这个中间领域，才刚刚开始进行系统的探讨。
本文选编自《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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